如何评价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作者：不要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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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张居正改革了不起，那是因为这帮人基本不看世界史，所以他们不明白张居正这场所谓的改革，究竟有啥问题。简单点说，在张居正之前，在大明朝银子压根不是合法货币，民间用，但在中央层面始终不承认银子是合法货币，承认的只有宝钞和铜钱。因为啥？因为中国不产银子，你用银子作货币替代中央户部发行的宝钞和铜钱，白银对大明来说就像现在咱们放弃人民币而改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你这是想干啥？美洲是当时世界的印钞机，中国用白银，等于印钞机握住别国手里。

早在成化年间，就有人提出和张居正几乎一摸一样的改革方案，但历代皇帝都没同意过，张居正他能这么干是因为当时皇帝才10岁，而且他又是皇帝的师傅，他跟皇帝他妈李太后据说有奸情。后来万历不敢把张居正挫骨扬灰，就是他妈不让。这是你老师，你怎么能这样？

张居正改革以后，大明中央户部彻底丧失货币发行权，国家的经济金融领域基本被江南的士绅富商操纵，因为天下的银子都流入江南四省（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为啥后来万历那么害怕这些江南士大夫，因为你的银子在他们手里攥着，这些人说必须朱常洛当太子，朱常洵不能封太子，万历就不敢封。就这么厉害。所以你说张居正是好人吗？

当时西方的君主也是把货币的发行权交给私人银行，甚至是公司，东印度公司可以发行债券，股票和货币，但是前提是啥？前提是国王入股！而且这些公司和银行的经营许可证是国王发的。并且为了获得某些特许经营权，这些公司必须给国王纳税。所以人家西方国家按照这个模式发展，称霸全世界，大明朝，在张居正改革60年后，完了。

不要认为明朝人不懂铸币权的重要性，当时的大臣靳学颜很明确地提出了铸币权“夫用钱则民生日裕，铸钱则国用益饶，此裁成辅相之业，惟人主得为之。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权，因权而制用，故又可曰：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天下。故一代之行则制之，一主之立则制之，改元则制之，军国不足则制之。此经国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废而不举？”，指出朝廷控制的白银很有限“臣窃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十富室之积足相拟矣”，以白银为主是“有其权而不用，与无权等尔”。之后的学者黄宗羲则认为税收白银化或者说税役货币化是“所税非所出”，用白银征税会让老百姓“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荒年没余粮换白银，丰年粮价低）”；顾炎武认为“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通货紧缩导致实际税负增加）”，王夫之认为“银较钱而更轻更约矣，吏之贪墨者，暮夜之投，归装之载，珠宝非易之物，则银其最便也（大额货币更方便贪腐、盗窃和抢掠）”。

明朝张居正货币税收改革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输运费用及其变化，改成货币以后货币可以很容易的运往京城，但是京城所依赖的粮食是不容易运来的，物流与货币流的脱节，尤其是在北方受到后金叛乱影响，运输脱节和运费的变化，货币税收与实物上缴的差别就显现和放大了。

一条鞭法，海瑞在嘉靖的时候就说过，江南可以搞北方不能搞。张居正一条鞭法收银子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开始，要知道本朝建立前几十年都只敢收实物税，明朝收银子，妥妥的人为制造货币紧缺进而造成物资流通障碍。

张居正一条鞭法不用老百姓喜欢的铜钱，而用商人地主喜欢的白银，已经说明张居正是谁的利益代言人。实物税收改成白银税收，让江南的地主文官集团间接的控制了北方军队，北方粮食产量不足以供给边军，一个北运粮食涨价百倍和不给北方运粮就能让北方防线崩溃。为了得到南方商人的支持，张居正还把商税从30税1改成60税1。

对官员的考察，用得着你张居正来改？直接把老朱的考察制度拿来用不就行了？

其实，“考成法”的实质是将国家的监察大权收归内阁。“考成法”后，内阁获得了国家的最高监察权。强大的监察权使六部处处受制于内阁，如有不从，内阁便可督促六科对六部进行弹劾。

这样的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内阁获得了权力，而皇帝和六部官员的权力受到制约，这个现象在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样的集权宰相实在让皇帝难以放心，没有大加赞赏，反而在心里愤怒，这也又一次为张居正最后遭受清算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抓监察大权推动改革，但后代内阁没有这个魄力继续改革，而由于掌握监察大权的内阁更加不受皇帝控制，皇帝也难以推动改革。于是明朝只能慢性死亡了

张居正也就是清查田亩对国家有利，张居正清查北方田亩还比较顺利，清理到南方田亩就不行了，这里是东林党大本营，是朝廷文官的老家

张居正有一些势力，比如说太后与太监的鼎力支持，比如说戚继光的鼎力支持，比如同僚们的鼎力支持。实际上不算太多。张居正一死，那些抄家的人就敢将他的家人封堵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种行为断然不可能是皇帝下达的命令，而仅仅就是执行者借机报复。这种利用执行机会故意饿死人的行为，充分表明张居正在执政时集中了多么强烈的仇恨。

一条鞭法，不是善政也不是仁政，只是增加朝廷赋税的有效办法，一条鞭法，小优于自耕农，不利于佃农，因为地主会把税收转嫁到佃农身上，更别说，佃农上哪用银子交税，为了交税，便宜卖粮食，得到银钱，一来一回又被挂两层皮，但这不是说一条鞭法不好，毕竟增加了朝廷税收，但一条鞭法要想成为善政，需要清查田目，摊丁入亩，士绅一体交粮，没有后面这些政策，一条鞭法也就人亡政息，不可避免，张居正不可能也不会做到后面那些

一条鞭法里的需要用白银来结算所有的税务，可是我国不是产银国，白银供应受制于美洲白银的供应，等于明朝的货币发行权被外贸左右了。而且白银的购买力在山东和广州完全天差地别，不能用同一套征收标准来征收，而且产出也不同，物价差异也受影响。一条鞭法中统一用白银交税是存在巨大隐患的。

明朝根本就不具备推行白银为税的条件。一是因为明朝不产白银，没有货币的铸币权和发行权，二是明朝根本无法保障农民等价交换白银。无论南北农民一辈子根本见不到几个银子，如果以白银为税，农民需要先把自己农产品换成白银然后交税。那么问题来了，跟谁换又怎么换白银呢？官绅集团。假设一石粮食换一两白银为正常价格，在这种买方市场情况下，农民为了得到白银交税，得到一两白银付出的粮食是一石、两石还是三石？这得全靠官绅集团的良心。更甚这直接不换只借。最终只会导致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走上借贷的道路，最终失去自己的土地。

以斗争求和平，和平则存，以妥协求和平，和平则亡。商鞅就是因为大量侵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并且把侵犯的利益用来培养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军功贵族集团。所以，他才有成功的可能。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搞调和主义的，想不流血的改革，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做皇帝要看商君书、管子、盐铁论，左传。《左传》对儒家来说写得实在是太实在了。后来的皇帝很少看管子，商君书、左传、盐铁论，就是儒家文官不希望皇帝了解这些，推荐是资治通鉴之类的道德书。

《资治通鉴》的本质就是经理写了一本书，叫做《职业经理人谈如何做老板》。差不多相当于《资深罪犯谈如何做好一名狱警》。历史上张居正以此书为教材教导明神宗，结果是自己死后抄家。他要是用《左传》，可能就没这些破事儿了。